他被誉为是“中国慈善伟人”、“中国诺贝尔”、“中国职业慈善家”。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全球14大慈善家”，全球华人仅在其中占据两个席位，其中一位是华人首富李嘉诚，另外一位就是他余彭年。在2006年至2010年，他更连续五次蝉联胡润中国慈善榜榜首，被誉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而在《2010胡润慈善榜》上，余彭年慈善基金会的资产价值达到82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个超十亿美金的民间慈善基金会。
他谦称自己的财富和很多大富豪相比，只是九牛一毛。但相比将财富用于慈善的捐款比例而言，很多富豪相对于他，也可以说只是九牛一毛，他是中国“裸捐”的第一人，在还没有“裸捐”这个说法之前，他就已决定将所有的财产捐献给公益慈善事业。而且，他从来不为生意而慈善，更不为封衔进爵而做慈善。有人做好事有目的，而他的目的是做好事。
慷慨慈善家的慈善之路
——著名慈善家、深圳彭年酒店创办人余彭年
徒手改变命运，挣下近百亿身家的余彭年，曾许下心愿 “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挣够一百亿，捐够一百亿。”
一百亿，一个巨大的数目，但余彭年要求所有的钱都要用在刀刃上，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我只雪中送炭，绝不锦上添花。”他斩钉截铁地说。因为这样的认真精神，他得罪不少指望从他的捐款中落下一笔的有关人等，也因为自己的捐款被改作他用拍案而起。也因为这样的精神，由他发起的“彭年光明行动”已经完成近40万例的白内障复明手术，让近40万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与此同时，他也在全国展开教育慈善计划。与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名校在内的20所大学统一设置奖学金、助学金和留学金，并且还在留学金的安排中，设立资助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的计划。
从一穷二白的穷苦之人到在风云激荡的时代成为创富的典范，从巨额财富的拥有者到捐出所有财富又做回一个两手空空的人，余彭年这个开天辟地般的人物，用90多年的生命，在中华大地书写出一个不朽的中国人传奇。
生于忧患 长于磨难
余彭年，原名彭立珊，1922年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蓝田镇。
涟源，地处湖南省几何中心，是沟通经济走廊的咽喉之地、涟水源头。涟水流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三国蜀相蒋琬、元代文豪冯子振、湘军统帅曾国藩、力平新疆叛乱的“飞将军”刘锦棠，我军战将黄公略、陈赓、谭政、丁秋生，国际著名诗人萧三，著名儿童文学家张天翼，爱国将领宋希濂，著名报人成舍我，政治家李卓然，三次竞选法国总统的法籍华裔女士成之凡等都诞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走出了贺国强、成思危、宋文汉、丁一平等一批新的领导人。还有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个裸捐红色慈善家余彭年，中国第一个红色企业家梁稳坚。
而论及商业成就，以及以商人身份改变和贡献社会的人，本名彭立珊的余彭年则是要载入涟源史册的人，假如以慈善贡献而论，他更不但是涟源，也是整个中国站上世界舞台的历史性人物。
彭立珊的父亲彭麟阁（母亲肖氏），在涟源蓝田经商数十年，经历坎坷，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期间，他曾险遭枪击，差点丧生。涟源遭大水灾期间，彭麟阁一家八口及房屋财产全部被洪水冲走。之后，依靠父老乡亲的爱心资助，全家才得以团聚并重建家园。彭麟阁虽然一直从事小本经营，而且财力有限，但他非常重视教育，注重对彭立珊的培养。而少年彭立珊也用心读书，最后考上国立长沙大学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年轻人上大学可谓凤毛麟角。
彭立珊受过高等教育主修工商管理，在这期间，他还跟随父亲“实习”——在长沙等地做小本生意，什么赚钱做什么。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段从商经历并不顺利，但在彭立珊的人生经历中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1981年，彭立珊曾经挥毫疾书、描述这段情景：“商场如战场，由北到南，由东到西，败当阳，奔夏口，失新雅，走樊城，无容身之地。”
1949年 ，彭立珊在湖南长沙担任过 《晚晚报》记者，如今，彭立珊在回忆往事时，仍然对自己短暂的新闻生涯非常引以为豪：“我骂贪官骂得很厉害的，他们看到我就怕”。他回忆说。
解放后，彭立珊来到上海发展。当时的他踌躇满志、雄心勃勃，憧憬着干一番事业。不过，后来的结局却差强人意，虽然是受过高等教育，但人地生疏的他也不得不从拉黄包车、摆地摊、卖书籍开始……更有甚者，1954年冬，彭立珊遭遇人生第一个重大挫折——他被人诬告“有海外关系”，还被扣上“逃亡地主”的帽子， 因而锒铛入狱，判刑3年。后来有人猜测，这可能是他当记者时得罪人因而招致怨恨，有人报复所致。
蒙冤入狱的彭立珊在监狱里只能随遇而安。因为“表现好”和“有文化”，他被安排拆阅、分发犯人的来信。这个难得的际遇使彭立珊对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洞察入微，让他充分见识了朋友背叛、恋人反目、妻子变心等等人间悲情…… 而每每读到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家信时，他自己也会屡屡感动得热泪盈眶。
刑期届满之前两个月，强加给彭立珊的“莫须有”罪名才被查证不实，他也立刻被“提前”释放。
出狱后，彭立珊觉得上海已不是安身之地，可此时此刻的彭立珊孤身一人、又身无分文，有心回家却无法面对“江东父老”。于是，30岁的他决定抛妻别子远走它乡、改头换面重新生活。
1958年，在上海某派出所一位王姓户籍警察朋友的同情帮助下，彭立珊赴香港的申请获得批准，他经由澳门偷渡到香港，并正式改名为余彭年。
余彭年热爱书法并颇有造诣，被称为是独树一帜的商界书法家
创业香港 演绎传奇
余彭年对香港这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地方有太深的情结。
“香港是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的福地，这里真是时势造英雄，行行出状元。”余彭年把大陆当年因为各种原因前往香港避难或者发展的人称为是“被逼上梁山的108名各路英雄好汉”，让他至今谈及就心潮澎湃的，是包括这些好汉在内，那一代人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的大显身手，以及这一代人所创造的奇迹。
从广东汕头出生的超人地产大王李嘉诚，还有从广东顺德出生第二号地产大王李兆基，从广东顺德出生的第三个地产又兼珠宝大王的郑裕彤，从广东中山出生的第四地产大王新鸿基创始人郭得胜，从浙江宁波出生的世界船王包玉刚，还有从浙江宁波出生的电影大王邵逸夫，祖籍福建从马来西亚出生的酒店大王郭鹤年，从香港出生的澳门赌王何鸿燊……”谈起一个个香港的传奇人物，余彭年如数家珍，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余彭年最佩服这些香港富豪们自强不息，白手打天下的精神。“香港还有各种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大王，不胜枚举,无法详载，但尤其以上八位大王，经过多少年艰苦奋斗才有今天的成就。他们凭借亲力亲为的精神，精明能干的头脑，刻苦耐劳创造的精神，经过多年打出来的江山，此种英雄好汉真是难得，实在不易。他们的钱来历正大光明，来源清白与国内暴发户不可同一而语。”余彭年说。
而在外人看来，他余彭年自己也当之无愧是这创造奇迹的“梁山好汉”之一，虽然他的财富与他口中的这些英雄们没法相比，用他自己的谦称是九牛一毛，但若以创造财富并且奉献财富综合起来比较，他却是被美国《时代》周刊拉进全球性慈善大家的人，而上这个榜单的，整个香港，整个中国，整个华人社会，当时也因他的裸捐，不留钱给后辈，而在注重子承父业的华人社会开创了先例。
和那些被逼上梁山成了“大王”的英雄好汉一样，被逼到香港的余彭年一步步走到今天，靠的也是自强不息,白手打天下的精神，是精明能干的头脑，亲力亲为，刻苦耐劳创造的精神。他的钱也同样来历正大光明，清清白白。这也是他敢于大张旗鼓做慈善，敢讲硬话的底气所在。
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初到香港，交纳完偷渡费，身无分文的余彭年只剩下一张通行证和装有一套衣服的行囊。由于人地生疏、没有任何背景，加上既听不懂广东话，英文水平也不好，要找个理想的工作实在难上之难。万般无奈，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不得不沦落为勤杂工，以后又当过建筑工，做过清洁工、泥水工等纯体力活，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当时，余彭年一月工资才80港元，住的床位每月10港元。 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他甚至到了每顿饭只有一个馒头、一杯开水，食之难咽的地步。更凄凉的是，有时也有露宿街头时，环境相当困难。
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余彭年到港的头两年真是历尽艰辛、饱受漂泊之苦。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颠沛流离生活，也使他一度产生动摇心理，他后悔、痛苦，为不能有美好的前途甚至出现自杀念头。但即便这样，尽管陷入饥寒交迫、生活无着的困境，余彭年也从来没有逾越做人的道德底线，始终洁身自好、保持做人的尊严。
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动荡年月，受过商科高等教育的余彭年怎么也不可能沦落为港英当局治下的社会底层草民。 然而，也正是这些经历让他体验到生活的艰难，让他立志图强，改变命运。也正是有这样的大苦大难，才让他在日后的创业中遇到再大的挑战都能从容应对，坚韧不屈。也是在做清洁工，做勤杂工的过程中，他懂得怎样尊重别人的劳动，如何得到他人的肯定并且和大家打成一片；在当泥水工的经历，则让他对建筑业以及房地产业有了初步认识，这为他之后在此领域内大干一番、大显身手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础。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苦苦的坚持和挣扎下，余彭年终于等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由于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余彭年意外地喜获贵人相助——得到他的老板青睐。“一般都是工作5天，我是工作7天，周末没有人上班，我也去做事情，不但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打扫办公室，做一些公共服务的工作。”余彭年回忆说，他的努力得到老板的肯定，于是开始慢慢器重他，提拔他。
不久，这位老板把余彭年带入了台湾房地产市场，从此，如鱼得水的余彭年在这个领域浸淫、历练，洞明行情、练达人情，并且在台湾完成商业经验和创业资本的双积累。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心提携他的老板以“单独出资、利润双方平分”的方式放手让他“自谋职业”——开公司自主经营。之后，受过正规高校商科专业训练的余彭年正式展开创业的道路，因为勤劳奋斗，经营有方，从而在不惑之年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接着，为寻求更大收益，余彭年选择了股票市场。但不谙此道的他“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将资金悉数投入。没到想天有不测风云，1967年，香港股票从1700点高位狂跌至300点，余彭年损失殆尽、整整亏了2000万，几乎是他“第一桶金”的全部财富。
多年以来余彭年挥毫泼墨，“书法”自己的心声
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令余彭年措手不及。一般人在遭受这种毁灭性打击后往往一蹶不振，很难东山再起，但余彭年没有被厄运吓到，饱经风霜、历练人生的他此时已经具有超强的心理素质，尽管遭受如此重大挫折，但他从未丧失追求成功的信念：“置死地而后生”，“千金散尽还复来”。 既然自己能从当初那样的环境获得成功，现在更有能力和实力之后，也一定能再度崛起。
痛定思痛后，余彭年重新回归自己熟悉的房地产领域，继续在地产业专心经营，不但通过地产积累到大量的财富，而且还创下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两个成功案例。
重新回到房地产市场的当年，著名中国功夫影星李小龙病逝，留下一套占地面积达1000多平米、带有游泳池的豪宅。由于历史原因 ，香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 香港人讲迷信的多，因此忌讳也很多。香港居民认为名气太大的人住过的房子不能去住，所以没人敢买李小龙豪宅。余彭年则当机立断地从银行贷款70万元，加上自己尚存的35万元将豪宅买下， 装修一新后出租给外国人居住。利用收取的豪宅租金，他只用8年就还清了银行贷款。而之后，这套当时100来万买下得房子也不断升值，到1996年时，这套房子市值已经达到7000万元，而今这套房子更是升到超过1亿港币的价值。房价升值几百倍，他有如此的眼光，有生意头脑，难怪今天有这样的成功。
1975年，寓居香港的某贵妇人去世，余彭年又如法炮制、花费250万元买下她的豪宅，重新装修后出租。到1995年时，这套房子升值至8000万元，现在的价值超两亿港币。
这还只是余彭年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地产案例，整个上世纪末的后30年，余彭年的事业都牢牢锁定在香港地产业。
而那时，也正值香港地产从低谷起飞的关键阶段，因而余彭年得以大展鸿图，创造出一个被逼上梁山，然后大显神通，创造奇迹的传奇。这期间，他先后成立富得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上个世纪90年代末，余彭年更盛极一时，在港做过香港元朗博爱医院总理、元昌置业有限公司、亿朗有限公司等众多资产。
在香港获得事业成就之后，余彭年响应改革开放政策的号召，积极回到家乡参与家乡社会建设，并且前往深圳投资实业，同样取得卓越的成就。1989年，余彭年为了支持深圳市政府，稳定港资信心，在许多外资纷纷撤离内地的情况下，投下巨资买下了位于罗湖区毗邻罗湖海关的黄金地块，并此次后完全独资兴建了一座五星级大酒店——深圳彭年酒店。57层高，总建筑面积11万平米，拥有527个房间的彭年酒店建成后，是罗湖区乃至深圳市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而位于酒店50层的旋转餐厅可以一览深圳以及香港部分地方的美丽景致。
与硬件设施配套领先的，是余彭年进入酒店业后的卓越管理。酒店投入运营后，余彭年一直亲力亲为，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不断改进和完善各项管理与服务，并且很快以本土团队国际水准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彭年酒店成立后，曾一度与希尔顿达成合作，由希尔顿代为管理，双方签约时，希尔顿酒店亚洲区总裁西蒙·饱尔曾公开致辞说：“彭年酒店从开业以来，在既没有总经理的领导，也没有国际管理公司的情况下，由年近80高龄的余彭年亲自挂帅，克服困难，带领酒店全体员工达到第一流酒店的水准，我感到这是一个奇迹，就是中国人的骄傲。”
在深圳，余彭年目前还正投资发展另外一个重要项目——彭年企业家俱乐部别墅酒店度假村。该项目位于深圳大鹏新区滨海地段，占地百亩，背山面海，前面有游艇码头，后面有直升机场，项目包括超五星级酒店，豪华公寓和高级别墅。
余彭年与时任湖南省省委书记周强商谈在当地开展“彭年光明行动”等慈善项目
2010年12月，余彭年还在家乡湖南与中南大学签订下《共建中南大学彭年科技城合作意向书》、《共建湖南立珊湘雅生殖专科医院合作意向书》、《共建湖南立珊湘雅眼科医院合作意向书》。根据协议，双方合作共建中南大学彭年科技城，项目现金总投入约14亿元，包括大学科技园孵化器、企业总部或研发总部及高档配套设施，力争成为长沙未来的标志性建筑群。与此同时，余彭年还将出资1亿元，与中南大学共建湖南立珊生殖专科医院和湖南立珊湘雅眼科医院。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出席签字仪式。
专门利人 毫不利已
余彭年的只争朝夕的奋斗，不为在富豪榜上排到更好的名次，也不为创造绵延的家族基页。“我还有一个心愿，希望在有生之年挣够一百亿，捐够一百亿。”这是他曾经的目标。
将所有的财富都捐献给社会，为捐出更多财富而拼命工作，这是余彭年的气魄，胸怀和境界。毛主席曾说，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余彭年要挑战这个困难，而且还要挑战难上加难，一辈子千辛万苦下来只为做好事。
1952年，彭立珊父母先后病逝，临终前，两位老人都把儿女一一叫到病床前：“日后若有出息，一定不要忘记父老乡亲的恩德，为家乡做几件好事。”从此，彭立珊的心中播下了助人为乐的慈善基因。在香港事业有成后，他就立即加入到做好事的行列，先后向香港养老院等公益慈善机构捐助善款，至今，由他所创建的余彭年慈善机构为香港社会的捐款已经超过亿元港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此后，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闭关自锁的中国国门开始打开。国家鼓励海外侨胞回乡投资，支援祖国经济建设。于是，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回国探亲、访友，投资办厂，支援祖国经济复兴。已经创业有成的余彭年几乎第一时间回到家乡，继而展开在家乡，在湖南，在整个中国做好事的序幕。
1982年，余彭年回湖南老家与亲人团聚，这是他阔别家乡30年后“衣锦还乡”。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三十年过去，故里“一切如故”，山还是那样的山，水还是那样的水——家乡的贫穷落后面貌让他感到“震惊”。这位早年贫困潦倒、如今的海外富商因为“见不得穷人日子难过”，已经在香港行善多年。而这一次回乡省亲的 “震撼之旅”，促使他把慈善事业的重心从香港转移回祖国内地。
一开始，余彭年是捐资给家乡扶贫、修路或办学。他曾带着儿孙回涟源老家，就在早年被洪水冲走，依靠乡亲们帮助重新修建的祖屋门前 ，给大家发放红包——每个400元，人们排起长队，红包四、五天才发完，足足发了几百万元。见到家乡的学校破烂不堪，他毫不犹豫，一口气捐出几百万。在万元户都稀少的那个年代，这可称得上是真正的巨款。
1988年，回到湖南老家的余彭年有感于长沙交通拥挤，马上捐赠创立“立珊专线”公交车队。为车队购买了20辆豪华大客车，行驶在长沙火车站至湘江西岸岳麓山下10公里长最繁忙线路上。也是那一年，看到长沙火车站广场空空如也，缺乏城市味道，他捐建了一个40米高的巨型喷泉。而在长沙最繁华，人流量最多，以至于经常拥挤到水泄不通的五一广场，他又捐资兴建了地下通道工程……上世纪80年代，通过捐建学校、立珊水坝、彭立珊救护中心、长沙五一广场地道工程、火车站大型彩灯喷泉、彭立珊长沙福利基金会等上述捐赠项目，余彭年累计为家乡捐款折合人民币约5000万元人民币，有湖南省人民政府出具的红头文件证明，但这只是余彭年对内地大规模捐赠的起点。
1991年，余彭年向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赠100万港元用于奖教助学。3年后，他又向深圳大学捐赠了科研经费200万元。
1999年，湖南省政府发贺信赞扬余彭年为湖南家乡等做出的巨大贡献
满怀驰骋的他也在过程中深深感到“好事难做，善门难开”。余彭年喜欢讲一个做好事做成伤心事的经历。由于早年在长沙做过记者，洞悉社会底层人生活的艰辛。余彭年曾亲眼目睹病人被抬着折腾四、五个小时才送进医院，终因抢救不及离开人世。所以，当年返回家乡湖南，看到当地医疗设施依然非常落后的情况，他一口气购买十辆设备完善的救护车捐献给长沙市。 然而让他失望的是，一次他回家乡的途中，看到街上跑着自己捐赠的救护车，他决定跟踪暗访，让他吃惊的是，当他打开那辆停下的救护车的车门，他惊呆了：专门进口的三菱救护车已经被拆掉救护设备，改成了有关部门领导成员的坐驾。本应用于急救病人的车子被这样挪用，余彭年拍案而起，“这是比贪污还大的犯罪，因为这是救命的啊。”但多次交涉，对方也没有彻底改观，最后，他不得不将改变用途的车悉数收回，转赠另外几家医疗单位。结果：转赠的救护车在他的家乡涟源再一次被改变用途……
不光是救护车。当他再次回到故乡，他还发现，路上已经看不到一辆“立珊专线”，当地交通管理部门在没有和余彭年沟通的前提下，径自取消了“立珊专线”而改作其他商业运营。另外，火车站广场之前曾经是城市骄傲的巨型喷泉，也由于长年无人打理，喷泉成了一潭死水。
愤怒，伤心之余，性情秉直的余彭年提笔给省政府写信：“海外侨胞并不是生下来注定发大财、能成为大富豪。其实，他们大都是凭着一双空拳、苦打天下起家的。然而，只要事业有成，他们不忘为家乡造福。每一块钱都凝结着侨胞的血汗，饱含着他们的心酸。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把它浪费和滥用……”在他生前，每当谈到这些，他便愤愤不平，“我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我是打工仔出来的，每一点儿都是血汗钱，不是暴发户。”
这些经历让余彭年不得感慨：“好事难做、善门难开，我们做好事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不可想象的麻烦，甚至花钱、吃力不讨好。做慈善和做生意一样，也要精明，甚至，把钱花好比挣钱还要难。”
这些伤心事没有影响余彭年继续慈善事业的信念，但让他改变慈善捐助的策略。从此，他要求把每一分捐出去的钱都被用到正确的地方，并且真正给有需要的人带来帮助。从此，他立下誓言，只做雪中送炭，绝不锦上添花。从此，对每个捐赠项目，他都尽量做到亲力亲为。
从那时起，余彭年开始不喜欢把钱捐给官方慈善机构了。有年春节，他回老家给穷困乡亲发红包。事先和当地政府官员联系好，请他们吃饭，标准是四菜一汤，结果那些官员们来了就吃甲鱼、喝茅台，仅仅三天就花去了14万。从此以后，余彭年捐款更是要亲自监督，确保万无一失。而他到一些地方考察，发现当地百姓生活相当困难，娄底市政府大修豪华办公楼宇，也让他深恶痛绝。
这些都坚定他亲力亲为做慈善的决心，让他走上专业而职业的慈善家道路。“做善事的钱要真正交到百姓手里，我才放心。”余彭年不希望自己捐献的一百元钱，只有二、三十元才能送到百姓手里，剩下的都被挪作他用。
但越是看到百姓生活的艰难，余彭年要帮助人，要做好事的心却更强烈了。2000年6月深圳彭年酒店开业之际，他作出惊人的决定：对外宣布：将整幢大厦经营所得的纯利润永久地捐献给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在他有生之年，整幢大厦不出售、不变卖。由此，彭年酒店也成为了一家慈善公益酒店。
2003年“彭年光明行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启动，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出席仪式，国务院副总理专门发来贺电称赞这一善举
“彭年光明行动”内蒙古启动仪式
“彭年光明行动”西藏启动仪式
2001年，余彭年不幸患上白内障，甚至一度失明，经过治疗重获光明后，余彭年的财富观为之彻底改变：“人人都是平等的，穷人也应该重见光明，我经历了病痛的折磨，也亲眼看见穷人没钱看病时的痛苦。我现在想的就是管理好我的基金会，帮助更多的人”。就此，余彭年决定最终捐出自己所有的财富。2002年，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提出申请，以立法的形式切实保证他百年后彭年酒店的产权不抵押、不转让、不继承、所得利润不作他用，必须全部捐给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但这个申请因为 “开国以来无此先例”而最终未能遂愿。2004年，余彭年申请成立“中国余彭年慈善基金会”，打算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纳入基金会，用于慈善事业，最终，得到了中国国家民政部批复。2008年，余彭年将所有财产委托香港汇丰银行永久托管并且要求汇丰银行履行以下监管保证：所有财产只能用于慈善，用来做好事，不得做其他用途。
与此同时，余彭年向外界宣布，自己的遗产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不再留给子女。他还成立了善款管理委员会，委员由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组成，监督他身后的善款使用。他的儿子也是委员，有监督权，但没有继承权。
经过这几个步骤，余彭年成为中国裸捐的慈善家之一，也是全球华人企业家中为慈善事业而捐出全部财产的慈善家。 而他作为大慈善家的盛名也早在此前就远播万里，并在2007年引起美国《时代》周刊的关注和赞赏。当年，《时代》周刊评出“全球14大慈善家”，全球华人仅在其中占据两个席位，其中一位是华人首富李嘉诚，另外一位就是他余彭年。而他以不到百亿身家能入选全球14大慈善家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以捐助资金占个人财富比例而言，他余彭年排名世界第一也不为过。
在《2010胡润慈善榜》上，余彭年慈善基金会的资产价值达到82亿元，成为中国超十亿美金的民间慈善基金会。而在这之前，余彭年已经连续5年（2006年至2010年）蝉联胡润中国慈善榜榜首，被誉为中国慷慨的慈善家。也就是从2010年之后，余彭年再没有进入福布斯百富榜，而这与他的企业经营、市场效益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他财富已经全部捐献出来。以此类似的是，在2012年、2013年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上，也不见余彭年的名字。尽管那些“金榜题名”的慈善家爱心贡献无法与他相比，但因为余彭年的全部资产已经纳入“余彭年慈善基金会”，该基金每年的慈善项目运作，不一定算作当年的捐献，余彭年也就榜上无名。
“彭年光明行动”白内障治疗专车，十余年如一日地全天候服务有需要的救助对象
雪中送炭 专业慈善
一百亿，一个巨大的数目，但余彭年要求所有的钱都要用在刀刃上，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我只雪中送炭，绝不锦上添花。”他斩钉截铁地说。为此，从2003年开始，余彭年开始向专业的职业的慈善家转变。
2003年，曾经亲身感受过“白内障”痛苦，也体会过重获光明之幸福的余彭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启动了为白内障患者恢复视力的“彭年光明行动”计划，免费为贫困人群提供白内障治疗，余彭年发出口号：“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来找余彭年”。
余彭年与时任江西省省委书记孟建柱商谈在当地开展“彭年光明行动”等慈善项目
因为资助的对象很多都地处偏远山区，一些人甚至困难到连坐车前往免费治疗点的钱的都没有，余彭年了解到情况后，又继续拨出资金，资助他们路 费，甚至是接受治疗期间的餐饮和住宿费用。也因为这样周到而不求任何回报的安排，很多人接受治疗并重见光明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感谢余彭年和他的光明行动，一些参与救治的医生和工作人员甚至常常还得到被救治者的跪谢和叩拜。
也因为“彭年光明行动”的卓然成就，余彭年也被这18个省区贫困百姓们赋予“光明特使”的称号，这是他最满意的一个荣誉，而光明行动也是余彭年认为自己这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和自己做的“最满意的事情”。
“光明行动”覆盖的25个省区，余彭年亲自去过18个省参加彭年光明行动，目的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然后更专业，也更周到和有效率地开展救治工作。“到那种穷地方，人会掉眼泪，但也会增加你继续做好事的信心，体会到人生在这世界上的价值，除了创造财富，还更在于用财富改善社会，帮助他人。”他说。
在国内救治的同时，余彭年也将“光明行动”的援手伸向越南、缅甸、朝鲜、柬埔寨等10个贫困国家的白内障患者，并将此作为是体现中国人世界贡献的软实力工程，精心发展，用心投入。
在捐助国外时，还发生过个插曲， 有关国家非常欢迎“彭年光明行动”给他们的患者带去的福音，但却有唯一例外：这就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一开始，朝鲜方面声称不缺少医疗人才，让余彭年直接把钱给过去，余彭年怕钱不能用好；经过交涉，朝鲜终于同意接收“彭年光明行动”医疗救助，但又提出一个额外要求，让余彭年捐赠给他们400把进口的手术刀以及价值40多万元的挖掘机。余彭年算了一下，400把手术刀大概35万元吧，给他们手术刀也不能作其他用途，肯定也要用到医疗上，给手术刀好过直接给钱！于是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时任安徽省省委书记郭金龙为余彭年颁授“慈善大使”荣誉称号
捐助医疗事业的同时，余彭年将慈善的重点投向教育事业。这是因为在行善过程中，余彭年发现输血式扶贫只能应急，而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国家以教育为本，应该重视教育，现在教育排第一，光明行动排第二，在我的经济能力之内，做好事我会一直长期做下去。” 他解释说。
2012年11月21日，余彭年迎来90大寿。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等教育界、金融界、公益界知名人士受邀出席寿宴。其间人们获知，“余彭年慈善基金会”已和内地及香港等20多所知名大学进行合作实施“中外学生奖学金项目”助学计划。基金会赞助的助学计划包括三项内容：挑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20所内地名牌大学以及5所香港名校，设立助学金、奖学金、留学金，为优秀贫苦学生提供经费；其中他还专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额外捐赠1000万元作为海外优秀留学生培养经费；此外，还重点挑选3名至5名特优学生进行长期培养，直至其成才。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奖学金中余彭年特别设立的资助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的计划。2010年4月22日，余彭年在与胡润共进午餐时，意外发现胡润中文十分流利，就问他当初到中国留学中文学费多少，得到答复后余彭年当即决定，以后每年出资1000万帮助200名外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中文。
余彭年认为过去都是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拿奖学金或者受到外国人的资助，而我们资助外国留学生，不仅体现中国对人权的尊重及中国对世界人民的友好，也对增进世界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和情感有积极意义。而且，他还把资助的重点放（在）日本、韩国等国家，“我希望把日韩留学生作为重中之重来资助，相信对邻近国家留学生的资助有助于我们国家未来的和平、安全及国家利益。”他说。
2013年4月17日，余彭年慈善基金会“中外学生奖学金签字仪式”在深圳彭年酒店宴会厅正式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20所受捐助学校的有关领导出席了仪式。余彭年虽然年事已高，但仍亲自主持会议，给大家讲解具体资助和奖励学生计划。参与会议的代表均认为，余彭年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资助国外来华留学生，意义深远。这也是国内首个民间捐赠成立国外来华留学生奖学金项目。在仪式上，北京大学特向余彭年颁发了“北京大学教育贡献奖”，南京大学则盛邀余彭年加入“南京大学校董事会”名誉董事，香港大学名誉会长。
虽然已不喜欢捐款到有关慈善机构，而要亲自打理和经营慈善事业。但除了教育和医疗这两个专业慈善领域之外，对于突发重大灾难，余彭年也努力贡献力量。2008年，汶川地震后，余彭年拍卖他名下的香港李小龙故居等5个地盘地产物业，部分拍卖所得用于赈灾，由于拍卖未成交房子没有卖出去，因此捐款搁浅了。
余彭年书法作品
30多年来，余彭年经年累月地行善，他的知名度也与日俱增直至飙升，一顶顶桂冠从天而降，煜煜生辉地戴在他头上：“慈善伟人”、“中国诺贝尔”、“职业慈善家”、“中国卡耐基”、“中国慈善王”、“中国裸捐第一人”等等。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余彭年对慈善事业的纯粹，对慈善事业的执着和彻底。对于许多企业而言，慈善、公益往往与自身发展战略有关，比如汶川赈灾，有企业在央视高调捐款一个亿，之后市场效益倍增。也有一些企业，以慈善为政商关系开道，为商业开道，而余彭年却从来没有指望用慈善、公益来谋取利益回报，对很多人而言，做好事是有目的的，而余彭年的目的，只为做好事。
余彭年还与众不同的是，许多慈善家都非常低调，他却乐于接受媒体采访，而且总是很坦率地披露自己的慈善理念、做法和感受。这首先是因为他的财富来得光明正大，不用有什么顾虑。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刺激，、鼓舞更多人来参与慈善。他说，中国还有很多地区贫穷落后，需要各级政府鼓励大家积极投身慈善事业，而慈善不仅仅是富人的事，一般老百姓同样能做善事。余彭年认为“关键要有个透明的监督机制”，他进而希望新闻界大力宣传，扩大影响，吸引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等有钱人都来做好事，这是他的目的。
为了慈善事业，余彭年奉献得彻底，也在这一路上有很多心得体会。乐于思考，同时也有很高书法造诣的他都把这些总结出来，以“我的感言”书写成字画，与人分享，时间一长，这些总结出来的话也成为他的语录，广为流传，进而成为名人名言。余彭年最著名的语录是：宁可我助天下人，不负天下人助我。另外一句则是他根据林则徐当年一幅对联结合自己的体会总结出的：“儿子强如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如我，留钱做什么？”并且，他也绝对认同林则徐当年所讲：“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益增其过。”也正是对这个道理通透了，所以余彭年毫不犹豫，彻彻底底地把财富捐出来交给社会，而不是留给下一代。
心系国家 情牵社会
从小喊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代剧变的余彭年有强烈的社会情结和国家忧患意识。除尽自己的财力和精力发展慈善事业，为社会和同胞带来福祉，他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独立思考，如何让中国更加繁荣富强，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下是余彭年口述记者现场记录。
余彭年书法作品
他关心两岸统一事业，曾在马英九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亲笔致信以一个90岁高龄的中国人的身份表达对两岸统一事业以及两岸同胞利益的关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提议也得到台湾高层的高度关注以及马英九亲笔回信：“您长年行善，嘉惠弱势，爱心义行感佩，本府已留供参考，特此函复，敬祝余老平安健康。”这一事件也先后于2013年4月24日在《香港文汇报》报道以及2013年4月8日人民日报副刊《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后，并一致称赞，一位90多岁的老人对国家的和平统一大业提出合理化建议，实在难得。
有媒体统计，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短短2个月，就在公开场合6次谈到反腐倡廉，并且在1月22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强调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经历过多个时代变迁，对中国官场作风和腐败行为及问题根源都有自己独到了解的余彭年，又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提出他对腐败的看法，对反腐败的意见建议。
余彭年非常钦佩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混乱中把整个局势扭转过来。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没有今天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余彭年说，改革带来成就的同时，也产生诸多新的问题。“包括初期的很多部门都来做生意，甚至军队也来经营生意等。因而也一度让社会陷入一个困顿中，但后来党中央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包括朱镕基在内领导人铁腕整顿，甚至喊出为自己准备棺材一口的口号，又将这个环境改变过来。” 为朱镕基这种大刀阔斧敢作敢为的精神感到敬佩。
“习近平主席上任后，坚决反腐的态度和精神，提出反腐败，既要打老虎又要打苍蝇，这是一个相当有挑战的任务，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和大无畏精神。”余彭年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结合自己对官员们的了解，对人性的了解和目前社会状况的认识，他还提出自己的反腐建议：要人性化的反腐，“反腐也是一场战争，采取兵法上的‘攻心为上,攻人为下’的办法，以教育改造的方式妥善处理这个问题。”余彭年说。
“给犯错误的官员们开出一条改过自新的路，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改变过程所谓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印象。只要坦白就真的从宽，给他们一条后路。比如，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出一个期限来，在这个期限内，鼓励他们交出自己贪污或者非法所得的财产，并且人大也立法，确保党和政府会履行承诺，以后任何领导上任都会改变这个规定秋后算账。让他们无后顾之忧，证明政府是教育性质，给他们回头的机会。让他们相信政府，消除半夜敲门心惊胆颤的顾虑。他们也要承诺，以后不再违反，如再有违反,毫不客气，一定要按人大立法的条文严格处理，绝对从严。采取诸葛亮的挥泪斩马稷的精神。”余彭年说，很多大贪官都是被逼成大贪官的，或者说是没有退路最后走上绝路。人都追求内心安稳的美好生活，一些官员已是糊涂犯下错误，想悔过自新但又没有出路，如果政府能这样，就可以给他们一个出路，让他们改邪归正。”
“规定时间内，只要他们交出钱，书记照样做、市长照样当，保持他的职位不动，让他继续工作，甚至让他来抓反腐。原来住的什么房子照样住什么房子。他的下一代，只要有本事，能考北大考北大，能考哈佛考哈佛，由政府出钱帮助他下一代宝贝儿子完成学业为止。保证不让他们提心吊胆，消除顾虑，让他们安安静静过平安的日子。” 余彭年说，对那些死不悔改的要严打，但对更多其实犯下错误已有悔改之意希望重新做人为官的，也要积极疏导。如果只是硬打，恐怕难免出现逼虎跳墙，逼得他无路可逃，甚至形成利益集团对抗反腐的可能。
余彭年书法作品
“其实，英明的党中央和高层已经对贪污的严重性心知肚明，甚至说腐败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生死的关键。现在习主席提出目标，从严整贪污，首先提出反对浪费，改进作风，禁止大吃大喝，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有很好的效果，从北京到地方大吃大喝的场面减少了，一些接待高官的餐厅生意一落千丈。”余彭年说，虽然他的酒店，包括餐厅也受到不少的影响，但他很乐于看到这样的局面，“我们不希望挣官员腐败和浪费的钱。”他说。而对于接下来的老虎和苍蝇一起打，他则替中央政策和精神的贯彻有自己的务实的担心，“如果把老虎逼得太紧，可能逼虎跳墙。但不要忘记贪官不是纸老虎，而且老虎装了核子牙，反过来咬人后果也很严重。
抓了一个苍蝇，隔壁几十个苍蝇马上也会回避起飞，如果不采取疏导教育的办法，给改过的机会和出路，这些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而且，很多小小的苍蝇贪官也明白清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本来打苍蝇的是没有问题，逼得太紧搞得他们一起联合起来，煸风点火，上有上贪，下有下贪，只要有一点权就有贪，苍蝇老虎一定要打，但一定要帮他们留一条后路，逼虎跳墙是行不通的。”余彭年说。
把慈善当成职业的余彭年还对处理这些贪官的财富提出自己的想法，“逼急了，很多贪官都想方设法把钱拿到国外去。假如政府规定，只要他有诚意把钱全部拿出来，表达彻底悔改的诚意，政府采取宽大，可过往不究。他们的钱拿出来，数目一定很是巨大，完全可以拿来改善民生，用于加大对贫困群体的教育、扶贫、医疗的投入，用他们的钱去帮助看不起病的人，没有钱上学的人。”余彭年理想主义地展望说，“如果能采取这样的办法而且落到实处，这样不但可以为反腐败提供很好的一个渠道，而且还能筹集资金，把教育、扶贫、低收入买不起房子等问题基本解决了。只有这样，又能使政治清明，国强民富，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腐败继续严重，将来贫富悬殊更大，一旦老百姓都不满现状,问题就大了。”
余彭年认为，目前中国处于关键时期，“以国际之间的大国博弈来看，我们中国不怕美国、日本等到处煸风点火、挑拨离间、讲打讲杀,这种威胁我们绝对有能力对付,同时他们也不敢打中国。现在最严重的是内部贪污的问题，党和政府丧失民心，如果不把贪污解决，后果严重，不堪设想。”同时，他认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但还是在教育和医疗上存在薄弱。“教育乃立国之本，国家应以教育为重，把教育放在第一，扶贫第二，没有钱读书、贫困看不起病的人都要妥善解决，当务之急，刻不容缓。”而这也是他个人把慈善专注在教育和医疗的原因。
访问期间,余彭年也一一向我们解释了他的这些想法，而且严肃地说自己是“满纸反贪慈善相结合的理论经，未免有点倚老卖老的老糊涂气。”但同时，也强调：“事实如此，实事论事，如有不恭不妥之处，希望各位高层领导、海外对国家关心的各位诸公定能恕我也。”
不少专家学者在讨论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余彭年也认为这的确已经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刻。“要允许老百姓每一个家庭生育两个，一男一女为好，三个也不多，以前是国家贫困，现在不同了，应该让每一个老百姓对儿女的关心感到满意。同时，如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儿子，父母把他当皇帝，要什么有什么，从小养成一种骄生惯养不良的坏习惯，一旦长大成人，不知钱从何来，这个问题不妥善解决，将来对国家对人民有害无益，这个问题当务之急，刻不容缓。”他说。
“要让有能力的人都出来做好事。”这是他最大的希望。而且，他也希望大家对慈善事业报以宽容的态度，不管他们的钱是来路不正的暴发户，还是骗来或是抢来的，只要他们自愿主动捐款出来做慈善，政府也要鼓励支持，还要爱护，我相信这个数目也不小，相当巨大，总比拿去做坏事强，也只有这样对扶贫、教育有利，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这个问题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美国著名慈善家卡耐基临终时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石油大王、大慈善家洛克菲勒也说，只有行善才能涤荡灵魂的自私。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致富后热衷公益、踊跃回馈社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同时，乐善好施也是中华优秀文化所倡导的文明理念，但长久以来，中国似乎还没有出现过真正令人心悦诚服的慈善大王，中国的慈善文化也远未深入人心。
2010年9月，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在北京以鼓励更多人参与慈善为名举行慈善晚宴，已近90的接到宴请的余彭年拄着拐杖出席了晚宴，席间，他走到巴菲特面前对他说，“巴菲特先生，感谢您的邀请，我已经裸捐了。”
这既是余彭年表达自己对巴菲特以及比尔盖茨所奉行的慈善理念的响应和支持，同时，也是余彭年代表中国人向他们表达一个意思：慈善不是西方世界的专有产物，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做得很好，甚至更好。